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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中真实的翠平敌后秘密守护电台图

2018-06-13 16:32:48

有画家读了徐佩珩的回忆录后,画了一幅钢笔画送给她,她很喜欢。

徐佩珩活到老学到老,九旬高龄还去老人大学学习剪纸,这是她的作品。

抗日战火中她与他假戏真做成伴侣

离开“余则成”40年“翠平”用字纪念

文/张丹羊 图/苏俊杰

日军轰炸时,广州市内的大小传媒打出了“保卫大广州”的口号。热血沸腾的她响应号召

抗战中真实的翠平敌后秘密守护电台图

,与同样疏散到各地乡下的好友在信中相约:回到广州,为抗日救亡做点能够做的事。

黄埔夏园村一栋民宅里,午后的光线有些昏暗,徐佩珩佝偻着腰坐在旧藤椅上,双手摩挲着一枚自制的纪念章,淡淡地笑着,只是目光悠远。这枚纪念章是今年抗战胜利纪念日前,志愿者们送给她的礼物,其上刻有16个字:“卫国勇士、民族英雄、浴血奋战、救国救亡”。

19岁那年,徐佩珩投笔从戎成为一名无线电报务员。为了守护沦陷区内的秘密电台,她与搭档由假夫妻变为真伴侣,故事堪比《潜伏》中的“余则成”和“翠平”。燃烧弹中抢救电台,电池耗尽自制电池,及时发现敌情使日军兴建军用机场的计划胎死腹中……时光荏苒,如今她已94岁。在过去的岁月里,她将经历写就50余万字回忆录,手稿已被广东省档案馆收藏。

1937年日军轰炸广州时,不满18岁的徐佩珩刚从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中毕业。为了避难,她随家人好不容易挤上了从白云路广九火车站开出的火车,返回家乡黄埔夏园村。徐佩珩与好友陈粹声见大轰炸中解散的公立学校许多还未复课,不少孩子失学在家,便想办一间简易的街坊小学。

“采用复式教学,我俩轮流上课,该有的科目一样也不少。”徐佩珩说,学校越办越好,学生渐渐增加到30多个。然而,好景不长,日军很快又对广州进行轰炸,警报来时,她领着学生躲避,警报解除后,又继续上课。随着警报越来越频,学生也越来越少,街坊小学只艰难地坚持了四个多月。

1938年夏天,获悉政府当局组织“在营模范团”保卫广州后,身为家中独生女的徐佩珩瞒着母亲,偷偷考进该团妇女连接受军事训练,投笔从戎,成为一名女兵。

“假夫妻”成真伴侣

1938年10月,由于日军逼近,模范团女兵撤离广州。随后,徐佩珩考入广东省地方行政干训所通讯系,成为无线电报务员。

大火中抢救电台

1942年,徐佩珩接受上级任务,回沦陷区广州建立地下电台。不久,她和总部派来的龙学湖装扮成一对夫妻,携带着半年的活动经费、伪装好的小型通讯工具潜回广州。从桂林到广州,他们走了大半年,沿途历经曲折。

其中,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肇庆。当时,徐佩珩刚完成与总台每天中午12时的例行联络,正准备午睡,防空警报突然拉响了,没一会儿便传来震耳欲聋的飞机引擎声。她与龙学湖仓皇奔出,险些被炸弹击中,只得伏卧在地等待敌机飞离。

安全后,徐佩珩一骨碌爬起来奔回住处,却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:所住之处小小的地方竟中了3个燃烧弹,左右偏间和正间都燃着熊熊大火。

她和龙学湖不顾一切地冲进火海,尝试几次都被迫退了回来。这时,组员麦伯从后边小间的厅破门冲入徐佩珩的房间。所幸的是,床前书桌尚未着火,桌下的收发报机亦未受波及。麦伯顾不得许多,抱着机子从原路冲出来。

一路上,“假夫妻”的身份在行动中不便之处诸多。在肇庆逗留期间,总台曾来电征询意见,希望两人能从日后的工作着想结为夫妻。“当年一直想着抗日救国,曾誓言暂不谈情说爱。”徐佩珩矛盾了许久,最后想通了。“既然目标一致,为何不能共同合作、携手前进?”最终,两人经上级批准,正式结为夫妻。

1943年至1945年间,徐佩珩与龙学湖装扮成乡下人进入了黄埔夏园村,他们在此建立起秘密电台点,在最危险的敌后区域从事抗日工作。

敌后秘密守护电台

“我们将收发报机藏在泥墙空位里,外面盖上泥板,再挂上岳飞画像,设上长台、摆放香炉等做掩护。天线安在室内效果不好,就藏在竹竿里,再晾上衣物,伸出天井。”做好种种伪装,徐佩珩夫妇终于建起了秘密电台,代号“赤坚”。

在敌人眼皮下工作,他们随时有被捕的危险。一天中午,徐佩珩突然听见一阵急匆匆的皮靴声从巷尾传来,明显是朝她家方向来的。“幸运的是,日军在我们家门口跑过,并没有破门而入。”而她至今仍记得当时丈夫对她说的话:“如果我不幸被捕了,你可把完全推到我身上,我去你留,继续做好工作。”这番悲壮的话让她顿时热泪盈眶。

1944年初,徐佩珩的大女儿出生。她常常一手抱着女儿喂奶,一手收发电报。从桂林带来的电池不久便耗尽了,她只好自己动手,用小电池来制作替代品,“合起来共需96个小电池。”电池当时在沦陷区是控购物品,一次只能限买1个。为了凑够96个,夫妻俩只好分头到多个地方去买。时间一长,担心此举会引起怀疑,他们便借口说女儿晚上怕黑常啼哭,想弄个小夜灯,央求亲戚帮忙代购,这才解了燃眉之急。

27年独自抚养四子

抗战结束不久,徐佩珩回到丈夫的老家海南。她的婚姻仅维持了七年。1950年,由于时局原因,龙学湖惜别妻子和四个儿女,只身离开中国内地,之后重返南洋,在马来西亚定居,从此一水隔天涯。直到1990年,夫妻俩才重逢。40年里,她独自将四个孩子抚养成人。

徐佩珩的家中,有一张友人送来的手绘画《母子同心》。画面上一位年轻母亲背着绳索正在用力犁地,身后四个孩童也在帮忙推着木犁。“这就是我们儿时生活的真实写照。”徐佩珩的儿子龙莆尧说,父亲离开后,家中的日子愈发过得艰难。母亲自小就是“娇娇女”,从未耕过田。可为了生计,她开始从头学起,每天在田间劳作很久。夜晚昏暗的灯下,等孩子们都睡着了,她还要织毛衣、做针线活来帮补家用。

这样的家境却无法阻止徐佩珩让子女读书的决心。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村里同辈的人中,我们的学历是最高的。”龙莆尧坦言,为了他们的学业,母亲是倾其所有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母亲受到冲击,可她依旧宽容、善良、坚忍。1976年,他于东莞插队期间成了家,母亲也搬过去帮忙打点家务。

也正是从那时起,徐佩珩瞒着子女们开始悄悄写回忆录。一页页活页纸上,她用纯蓝墨水钢笔、工整的字迹,一笔一画地写下自己的过往人生。岁月如梭,一晃27年过去了,徐佩珩的子女们都成了家,工作也有了着落。“压在我身上的重担终于落了地,他们今后的生活要靠他们自己的双手去开创了。”她就此收了笔。

直到2011年,龙莆尧才看到母亲完整的手稿,“厚厚几本,竟有50多万字。”通读时,他忍不住几度落泪。去年,他将这些手稿整理编印成册。“暂时只印了600册赠与亲友,希望将来能出书,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那段往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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